余永定：设易突破的汇率底线类似“熔断”机制

在美联储升息等国际风险及债市等国内风险叠加的背景下，人民币面临进一步贬值压力。　　有市场人士认为，若人民币汇率年内破7，明年1月居民集中换汇导致的资本外流情况堪忧。市场上亦不乏这样的揣测：政策当局有类似汇率“年内不能破7”的底线 。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提醒，若对人民币汇率设一个较容易突破的底线，必然加剧市场行为和资本外流，其效果与在股市实行“熔断”机制无异。　　美联储12月14日重启升息后，全球各主要货币均对美元贬值。而根据长期关注各国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林（William Cline）的最新测算，美元截至11月15日高估约11%，截至10月高估约8%。而在美元快速走强的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期仅贬值约1%。截至10月，人民币和欧元币值均未有高估或低估，日元币值低估3%（考虑到其实际有效汇率在半个月内贬值3%，截至11月15日或已低估6%），韩元币值低估6%。　　余永定对财新记者表示，一位韩国经济学家在与他的沟通中表示，希望人民币贬值，韩元和其他货币可以跟着一起贬值，这样各国可以减少美元过强带来的冲击。　　余永定表示，在美元超常走强，其他发达和新兴市场货币均显著贬值的情况下，如果要守住类似7或7.3的汇率底线，资本管制要严到什么程度？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落实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采取了一些非常规办法。他说，今天经济体的开放度比当时远远更强，当前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最多是减少资本外流，不可能根除外流，而且反而有可能诱发原本不一定会发生的恐慌性外流。　　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资本管制确实应该适当加强，但是必须要有度，要严格执行已有法律法规，过去做出的许多承诺必须坚持，不能背信。比如经常项目的流出不应限制，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应该允许。　　“汇率、外汇储备和国际信誉三者孰轻孰重，应该衡量清楚。如果失信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长期损害很大。”余永定强调。　　此外，他认为，也不应该完全“掐死”海外投资，如果企业真的有好的投资机会，还是应该让资金出去。确实应该增加资金外流的成本，减少一些投机性的资金出去。但是，如果管得过度，很多人就可能走邪门歪道。　　稳定汇率的另一个办法是借助外汇储备加大干预。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透露，当前市场对外汇储备规模有一个心理门槛，约在2.8万亿美元上下。如果外储跌破这一水平，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就会发生进一步变化。　　在余永定看来，若是如此，外储的干预负担就太重了。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是采用一直盯着美元的做法，直到外储耗尽。　　他认为，当前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让人民币随其他货币一起贬值。贬值确实会有风险，有一点“赌”的成分，但是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已经没有必胜之路了。1994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不清楚汇率并轨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一点“赌”的成分。但是最后，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经过汇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5.8：1变为8.7：1，之后反而从8.7：1逐渐回升到8.3：1。　　余永定建议，允许贬值的策略并不一定要完全放弃干预。如果经计算认为，贬值超过25%，中国经济会崩溃，那么就以此为底线，一旦跌破就进行干预。那时干预的成本更小，因为有人会做空，更多人会看多，市场内部会进行对赌。　　“当然，这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觉得不太可能到那个水平。”他说，中国那么大的贸易顺差，海外主体还是要购汇的；外资对人民币也有需求，如果人民币汇率得到一定程度的出清，资本管制压力减轻，外资对人民币的需求就回来了。那样汇率就稳住了，超调只可能是短期的。　　他还强调，决策当局设的底线最好不公布，这和股市“熔断”是一个道理，市场会产生较大的向这一方向拉的力量。甚至可以考虑让汇率政策决策者相机决定何时干预。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技术性，其决定权理想情况下应该交给专业能力相对更强的技术官员。　　“时机选择等操作层面的细节很重要。”他说，“811”汇改的方向绝对是对的，如果那时多坚持几天，造成的冲击会小于之后发展造成的冲击。“前几个月，大家都觉得汇率稳定下来了，但现在又开始不稳了。寄希望美元不继续走强或通过干预等手段打消贬值预期，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针对国际因素，余永定表示，中国大多数贸易伙伴不见得反对人民币贬值。反对主要可能来自美国。但是中国可以解释，允许人民币贬值不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贬值并不会得到多少好处。这是因为中国进口转出口的贸易模式意味着中国进出口的汇率弹性很低，贬值不会为中国带来很多出口方面的优势。　　获取不公平的出口优势，事实上是美国评估一国是否操纵汇率最主要的一个评判标准。因此，中国允许人民币贬值，会令特朗普声称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说法更没有依据。余永定表示，若等特朗普上了台，考虑美元过强改口要求中国控制贬值，反而是个麻烦事。